《诗刊》老编辑阎延文，曾在十年之前，分别于2009年12月26日、2010年1月16日在《羊城晚报》发文批评中国作协体制存在的问题，引起反响。之后，中国足协腐败浮出水面，触发国人对于足协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思考。中国作协和中国足协有何共性和特性？中国类似机构的改革之路怎么走？本文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其一，民间组织官僚化。中国足协是正局级，中国作协是正部级。这种既是衙门又是民间的扭曲搭配，使得这些至少是名义上的民间组织霸气十足。坐在主席台上颐指气使的官员作家，能为全国作家真诚服务吗？
其二，权力高度集中，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国足协既是中国足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参与者；同样，中国作协也掌握着中国文学的几乎全部权力和资源，还主办多家全国性文学刊物以及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这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权力机制，在市场经济下就显得极为矛盾—————过度集中的权力与市场一旦结合，腐败就很难避免。黑哨、赌球等贩卖权力现象屡屡出现；李凤臣既是“中国作协会员”又是“国家一级作家”，成为了“史上最牛贪官诗人”。仅2009年一年，中国作协就开除了6名获刑贪官作家。中国作协和中国足协，也成为近年来负面新闻最多的两个机构。
其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1、作协、足协是社会团体，不受正规国家公务员体制的监督。作家官员一方面享受官员的部级、局级待遇，另一方面享有高额稿酬、出场费，屡登作家富豪榜。有文章指出：足协、作协等官僚化协会，“与社会腐败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站在更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2、如果按社会团体监督，中国作协是正部级，级别之高，令众多局、处级监管单位望尘莫及，即便是部级监管单位也能称兄道弟，无论有多少负面质询都不难抹平、摆平。3、面对舆论和公众监督，这些协会的表现更剽悍。近日饱受质疑的中摄协1号文件，把媒体和大众对金像奖的批评，上纲上线为“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攻击”、“攻击党领导下的文艺界人民团体体制”，这种口吻，被网友谑称为“最牛”。老摄影家石宝琇愤而退会，指出：“发文件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令人惊奇、疑惑、失望。”
如果不对作协、足协进行彻底改革，取消其行政级别，实现协会体制的全面民间化，就会如媒体所言：“这种协会的性质没有改变，无论这次打击足协腐败的行动如何及时和彻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南勇之后还会有‘北勇’出现”。根治中国足球、振兴中国文学，必须从作协、足协的体制改革做起。
如果说现在的足协、作协体制是弊大于利，那么，民间化的作协体制，则会带来很多好处。
第一，一旦取消行政级别，就免去了权力争斗，使作协真正为作家服务，成为没有圈子、没有丑闻的文学家园。同时，没有级别的作协还将回归文学本位，重新确立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实现“以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而不是“以级别立身、靠圈子说话”；民间化的作协将彻底消除作家之间的身份和级别差异，不再爆负面新闻，而是给中国文学带来和谐、美好和辉煌。
第二，免去国家高额投资，把目前对极少数官员作家的高额荣养制，改为使大多数作家获益的社会文化保障制度。我建议，把国家给作协的巨额投资，用来给广大作家建社保、医保和失业保险，解除作家的后顾之忧、激励作家潜心创作，使老年作家老有所养、使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作家不再靠纳税人高额荣养而是自食其力，自觉接受文化市场竞争机制；官员作家走下主席台回到书斋潜心创作，用作品向读者汇报，而不是宣读由秘书写好的报告和致辞。
第三，恢复足协、作协的民间化本位，还可以消除腐败源头，根治足坛黑赌现象，避免“文坛南勇”的出现，维护中国文学的神圣和尊严。
其实，作协本来就有民间化传统。中国作协前任主席巴金，终生没有级别，连工资都不领，完全靠稿费，直到百岁高龄还是“平民主席”。巴金生前接受《文汇报》专访时强调：“是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这本来是个很浅显的道理。”我敬仰巴金这样的平民主席，呼唤足协、作协的民间化改革和“平民时代”的归来。
（本文作者阎延文。原标题《中国作协与足协一样 民间组织官僚化》。见2010年02月06日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