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表现在社会发展的规范和观念上，这是其广泛和多元社会功能的突出表现形式。比如，体育运动实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特别强调比赛规则。毫无疑问，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使奥林匹克精神具有了穿越时空隧道，经历数千年而张力不减的独特魅力。我们只有充分地、深刻地认识奥林匹克运动这一特点，紧紧抓住北京奥运会这一重大机遇，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坚持加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体育运动的特有方式，体现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
在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管理和运作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情况下，竞技体育工作首先要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树立大局观，跳出单纯竞技体育的局限；要充分发挥举办奥运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全社会树立奋发向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公正竞争的意识，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才能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产物，其追求的价值取向、运作模式、文化背景和法律框架与我们均有着明显的差异。如何在确保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开放性地办好奥运会的同时，充分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和谐融合，是北京奥运会面临的特殊课题。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不断深入，北京奥运的概念已逐步深入我国社会各界，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各个层面，远远超越了体育的基本范畴，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独唯此，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力还远涉海外，成为国际体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最为广泛的话题，从文化学的范畴来说，北京奥运会给东西方文化交融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主要思想源自先秦儒家文化的伦理亲情，强调泛爱众而亲仁，以德王天下，隆礼重法，坚持“和为贵”，“中为上”，看重和谐，注重和平。这些思想渗透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毛孔，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在国与国之间也都表现出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
具有浓厚西方文化烙印的奥林匹克运动，其基本内核秉承了西方文化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思想，充分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丰富成果，吸纳了自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来理性科学的精华。但奥林匹克运动毕竟还是脱胎于体育，它同时尊重人类身体至高无上的价值，具有身体本位的天然素质，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也正为此，奥林匹克规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的社会”。自此，理性规范了野蛮，感性宣泄了压抑，惟有两者的和谐交织，才能促进人类群体行为的集体进步。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理性与非理性的高度和谐，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所需要的精神元素，更是建立和谐社会必备的前提。
因此，当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任务不期然传递到北京时，便给北京奥运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处理好本土既有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将传统儒学的精神融入奥林匹克的经典内涵，将奥林匹克内涵融进传统儒学的精神体系，上述命题，都值得我们审慎对待。
如同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有其本核的宗旨和原则部分，同时又有其外在的外延和表现一样，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基础源自西方理性主义，其外延表现则是以奥林匹克周期为概念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按照奥林匹克的界定，奥林匹克周期以4年为一个周期，周期中最为高潮和核心的部分，也同时是周期的结束部分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说，广义的北京奥运概念应该以雅典奥运会闭幕为时间起点，历时4年直至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这个概念时间跨度远远大于狭义概念表述中仅仅16天赛期的北京奥运。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具体内容，是奥林匹克主义的物质体现，如同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所处社会的影响一样，就主办城市而言，奥运会的组织过程，也将是举办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社会层面的映射过程，将不可避免的打上主办国的烙印。
正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文化进程、社会结构不尽相同，国际奥委会很难用同一种组织模式去要求植根于本国社会环境中的奥运会组委会，因此它对奥运会组织模式不作规定。无论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国际奥委会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清晰，即保证成功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的组织运行，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近几届主办国通过公司化的运作，利用市场化的资源调配方式，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参与奥运会的组织运行。与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国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正处于特征鲜明的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的阶段，政府部门仍然占有最大的社会资源，其资源配置往往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杠杆作用进行，公司和个人难以短时间内征集和调配如此众多的社会资源。
尽管近几届奥运会组织工作采用了公司化运行模式，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应该清楚的看到，无论悉尼还是雅典，在组织工作涉及社会其他功能层面时，往往与合作方采用契约的方式，将双方的权力与义务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由于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概念在西方契约社会根深蒂固，这种方式比较适应其社会特点，因此容易取得成功。而我国从建国以来形成的大型活动组织模式，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支持，单纯的契约模式无法有效制约合作各方，尤其是涉及到具备政府背景的各个层面。因此，采取何种组织模式，应该与我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
与我们曾经举办的任何一类国际综合性赛事不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在组织模式，制度和规则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模块化和标准化的体系和运行模式。
为确保对奥运会权力的充分占有，国际奥委会通过知识转让和促使组委会建立项目管理制度，时刻监督和控制着奥运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步骤和方向。由于伴随奥运会主办权同时交付到组委会的，还有为数众多条款和附件的主办城市合同以及相关规定，这实际上宣布了组委会除了遵照主办城市合同规定详细、权利划分细致清晰的法律条款外，自主空间极为有限。具体在竞赛组织方面，则表现出如下几个特性：
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在法理上有严格的规定。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受奥林匹克和主办城市合同的约束，任何超出允许范围的行为都不被国际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的所有权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并拥有最高决定权利。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赛事组织的技术层面拥有决定权，该权利是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做出的规定。因此，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除了在指导方针和原则上需遵循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外，还必须在技术范畴符合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定，这构成了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的规定性，也客观上规定了主办国家在竞赛组织工作中可供自主发挥的余地不大，具有有限自主权的特性。
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的合作性体现在2个方面，3个层次，从指导层面来看，竞赛组织工作必须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北京组委会三方合作进行；从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各项目的竞赛组织工作将在由奥运会组委会任命的各项目竞赛主任、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任命的技术代表、各项目比赛举办地的场馆主任三者间构成合作关系。其中，技术代表负责提出技术需求，竞赛主任则针对技术代表的需求，将需求具体化为实现的手段，而场馆主任则将根据竞赛主任具体化后的需求去提供服务。
与我们传统的竞赛组织工作有着明显区别的是，奥运会的组织传统和经验对分工有严格区分，竞赛组织工作将不再负责交通、制证、餐饮等职能，而将严格集中在竞赛组织方面。这个严格集中具有两层意思，第1层是空间概念，每个项目的竞赛组织工作将集中在竞赛区域FOP（field of play）和竞赛功能区域，所有其他功能区域都不属于竞赛组织工作的范围。第2层意思是职能概念，各项目竞赛团队的工作职能，仅仅限于竞赛工作范围内。
目前，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已在竞赛组织的场地标准、功能布局、人员分配和器材使用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固定的、规范的、标准化的模块。随着近几届奥运会的举办，这种模块的精确程度也越来越高，随着比赛实践的深入，各国际体育联合会也不断地对这样的模块进行修改和改进，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集中性的特点，实际上要求所有的竞赛组织人员更加熟悉和掌握专业知识，对竞赛组织工作的精度和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科技大量介入体育竞赛是以奥运会为契机开始的，信息技术更是逐渐成为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成功的基础，使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也体现出空前的科技性。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如计时计分系统、现场成绩处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运动会管理系统、互联网信息发布系统等与竞赛组织工作的结合，使竞赛组织与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客观上要求竞赛组织工作的从业者必须明白和了解竞赛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同时理解信息技术对竞赛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的成功离不开奥运会各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电视转播、票务计划、观众服务、文化展示，语言服务、交通运输、证件发放等越来越多的元素逐渐的渗入竞赛组织工作中，与专业的竞赛组织工作相互补充，衡量竞赛组织工作的成败也就逐渐由单维的比赛场地转移到多维的多空间、多功能的领域。尽管其它职能部门仍然是围绕竞赛组织这个核心开展工作，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服务部门也已经构成了衡量竞赛组织工作的多维化视角。
尽管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在国际奥委会的经营下已经被牢牢地打上了模块化的烙印，缺乏灵活和变通。但对奥运会的28个体育项目而言，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体育史上一个不可取代的历史分界点，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不约而同地试图在北京奥运周期修订规则，有所变化，力求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现本项目的新意和新气象，为本项目在奥运会体系内的发展占据有利地位。
导致各国际单项联合会酝酿改变规则的主要原因，来自国际奥委会对构成奥运会主要内容的竞赛项目实施的投票批准制度。该制度着眼于对每一个奥运会体育项目，在普及程度、全球影响力、参赛运动员水平以及比赛精彩程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估，以维持奥运会现有最佳规模为理由，促使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产生危机感，增加国际体育发展的活力。
国际奥委会新加坡全会对2012年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投票结果，给每一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些根基深厚、无奥运会席位之忧的项目，思考的是在稳定的基础上，争取获得更多的观众和收视率；那些边缘项目则求新，求变，争取在下一轮的投票过程中能够保留在奥运会内。
由于国际奥委会在每一个奥运周期对各个项目进行的效应评估、等级划分，直接与各项目在奥运会中的收入分配结合，尽管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发展不同，规则各异，但迫于生存的压力，都不得不将变化的关注点集中到如何更能吸引观众上来。考虑到吸引观众的几大因素，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改革变化都围绕着下列目的展开，即：促进参与群体分布的全球性；保证奥运会金牌分布的广泛性；增强比赛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
由于媒体在宣传体育项目的先天优势（及时性和美化性）和全球效应，尤其是网络科技的高度发展，使媒体成为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将体育比赛包装成产品的程序上必然的合作者。因此，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毫无二致地开始考虑媒体需求，维护媒体利益，从而达到利用媒体推广本项目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赛场电视转播灯光照度，场地色彩搭配，还是比赛间隙的体育文化展示，比赛现场的图像大屏幕；无论是在奥林匹克成绩服务体系纳入媒体需求，扩大现场媒体混合区的区域，还是向媒体提供采访便利，在竞赛日程安排上，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充分听取媒体意见，以求最大限度满足媒体利益。
奥运会备战工作，其基本目的是要在国际体育竞技舞台上把握机遇，展现实力。但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西方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优势，竞技体育也毫不例外的具有强烈的西方化色彩。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要官员多数是欧美人士，因此，各体育项目的规则和制度的现状多以西方为中心和导向。
此外，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趋势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要对北京奥运周期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潮流认真研究并加以把握，在具体应对中，力求应对灵活，掌握各项目的发展趋势，分析利弊，力求为我所用，为我所有，以争取主动。同时要学会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合理规避风险。
5.2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力求有所作为，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界软实力
第1个层面是组织层面，是介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组织和决策机构的层面。
目前，我们在国际体育联合会内任职的人员较少，难以在国际单项联合会内部发挥作用。由于各奥运会项目规则调整和联合会内部章程、制度的变化通常需要由国际体育联合会内部协商确定，因此有机会在联合会内部表达意见，维护权益，提出建议就非常关键。
据初步统计，我国在IOC和IF组织机构中担任各类职务的不过46人，如果加上在亚洲范围内任职的67人，总数也不过113人。其中，大部分官员语言能力不足，难以成为国内协会在IF内部的信息传达者。
为此，我们需要加大对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事务介入的力量，加大力量不仅仅意味着增加在IF内部任职的国内人员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这些官员们能在IF内部行使职权，及时了解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的变化，维护我国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的利益，并且在规则修订和章程的变更过程中为我国运动员争取到更好的比赛环境。
第2个层面是技术层面，也就是要培养数量更多，水平较高的竞赛技术官员。事实告诉我们，在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不但需要运动员的奋力拼搏，还需要有一批自己的技术官员队伍为他们护航，在竞技体育全球化的今天，争夺对比赛规则的驾驭权是国际竞技体育竞争的一部分，这种竞争往往是在比赛幕后进行的，虽然不那么显山露水，但却与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竞争，它需要精通业务、通晓外语、善于交流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基础。
要想在2个层面都有所作为，在国际竞技体育战线上争取主动，我们应当重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积极帮助他们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组织和技术官员队伍，力争在把握规则的发展方向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提高我们驾驭竞赛规则的能力。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说：“未来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掌握信息的人，一种是不掌握信息的人”。同样，在奥运会竞赛的台前幕后，掌握信息的多寡将成为决定两个水平接近的对手优劣的关键因素。
掌握信息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备战提供科学和准确的依据，尤其在为训练和参赛的目标体系建立过程中可以提供决策依据，做到有的放矢，运筹帷幄，在实际比赛中争取先机，掌握主动。
奥运会参赛目标的把握历来是各国竞技体育参赛的难题，由于竞技体育的最终结果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可预测性，这使得确立参赛目标，尤其是优秀选手确立参赛目标有一定难度。因此，赛前对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对确定参赛目标体系必不可少。5.4树立打大仗、硬仗、恶仗的思想，从心理和技战术上做好准备
2008年的备战工作，必须以准确了解、正确认识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特点为前提。目前，国际社会衡量一届奥运会是否成功的标志已经集中到办赛和参赛两个主要因素上来，也就是说，是否具备完善一流的体育设施？是否具有科学、专业、顺畅的竞赛组织工作？以及东道主参赛选手是否具有优良的表现已经被结合在一起，成为赛时全球媒体和观众放大镜下的焦点，得到最普遍关注。
奥运会的竞赛组织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组织的有关规定进行。《奥林匹克》中对奥运会的体育竞赛组织工作有具体明确的要求，涉及参赛资格标准的制定、测试赛的举行、场馆与器材的标准、技术的安排（包括比赛时间、比赛办法等）等各个方面。国际奥委会要求主办国体育竞赛组织工作必须国际化，无条件执行竞赛规则、规程等技术规范，自始至终按照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各单项体育组织提出的任务、标准、时限等来开展工作，东道主自由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因此，我国参赛队伍的备战工作，必须将获取理想的竞赛成绩建立在刻苦训练、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和水平的前提上。由于在本土作战，争取好成绩的社会期望无形中被强化，稍有闪失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损失。因此，备战工作应保证所有参赛选手树立打大仗、硬仗和恶战的思想，在技战术和心理上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在被社会赋予了众多意义的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理想的结果。
从竞技水平来看，科学技术全面渗透到竞技体育领域是其显著特征。运动员为保证竞技的高水平和高稳定性，不断地在运动训练、比赛器材、运动周期调整以及增强生理和心理功能等方面广泛采用运动生物化学和力学，以及材料科学等学科领域成果。从而保证了运动竞技水平和科学水平结合，共同探寻人类生理极限能力。
基于此，我们的备战工作必须要有强烈的自觉的针对性，不仅仅针对现代竞技运动发展的趋势和规则变化，也要针对每一个运动员的身体特点和技术特征，突出个性，突出运动训练的针对性和个性化。
北京奥运会将使用37个比赛场馆，目前已全部确定。各项目的比赛场地在建设方向、路线分布、灯光布局、风力气象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外，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正在对器材需求和采购方案进行研究，尽早熟悉和适应比赛器材将为运动员获取好成绩奠定基础。因此，我们的备战要根据各项目比赛场馆的特点，尽早采集相关技术数据，不仅要加强对赛时北京历史气象资料加以研究和分析（温度、湿度、风力、风向、气压、降雨等），还要尽早了解组委会最终确定的比赛和训练器材，制定相应预案，采取相应的训练措施。
奥运会比赛日程的制定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方（组委会、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电视转播商、东道主），并且最终比赛日程的决定权掌握在IOC执委会手中。
因此，各项目及时了解竞赛日程安排工作，并结合比赛日程的特点，在平时备战训练时就要有意识地通过调整作息时间等手段，进行针对性训练。此外，作为加强针对性训练的一种延伸，还应根据奥运会竞赛的组织形式、竞赛方法、竞赛条件及日程安排等因5.6加强对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研究，不断学习，更新知识
我们面临的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它不同于传统的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特征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而是一种主要依靠知识的创新和生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并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所带来的技术变革要超过整个20世纪的总和。作为面临中国体育界近50年最重大事件的我们，要想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就必须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沿着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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